12月23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2023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讨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在广州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论坛发表了题为《如何提升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的国际竞争力》的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参照旧金山湾、纽约湾等国际湾区的发展经验，郑永年提出，要通过聚焦三大枢纽的建设——高校人才枢纽、科创枢纽、金融服务枢纽，塑造广州科技创新与应用技术转化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将广州打造为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地。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要以系统性思维，着力解决政府间、企业间“土豆似互不关联”的现状，推动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促进生产要素汇聚。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如何推行？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如何进行？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我觉得这两句话确实非常重要。
李光耀先生有一本书专门写“发展是硬道理”——在任何国家，发展都是硬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发展了都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发展”如此强调呢？去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加起来人口也不到10亿。我们要实现14亿人的现代化，这个任务确实不容易。到去年年底，我们的人均GDP只有1.3万美元，假设2035年我们要达到亚洲四小龙3万美元左右的水平，那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从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到现在1.3万美元走了40多年了，但要从1.3万到3万美元，还是有很长的距离。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觉得技术非常重要。我跟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和观察，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成为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是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虽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综合性的，但是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非常关键的——欧美是这样，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拉美有一段时间欣欣向荣，但是技术升级的路径没有跨过去，发展势头就下去了。那些不能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的亚洲国家，最后也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以后，全世界130多个国家也只有不到20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经验的看，实现现代化还是不容易的。
讲到国家竞争力，我们还是要多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之前很多人一直说“美国衰落了”。如果你看美国的国会斗争、白宫“被围”、街头政治，可能感觉美国确实要垮掉了，要衰落了。但去看看美国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进步，它还是展现出活力。
实际上，马克思也曾在他的时代提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甚至预测资本主义要灭亡了，但是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依然没有垮掉，反而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在演变——从1945年到19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里根、撒切尔主义，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又成为主流。近些年，我们又能看到凯恩斯主义在某些领域的回归，“新凯恩斯主义”出现了。从一战、二战到越战、冷战，美欧国家实际上是危机不断的，但是他们的科技进步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或者“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枢纽”——就像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纽约。不管美国的政治怎么变化，不管美国的街头政治怎样，这些平台的发展都不受影响，这些平台还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资本，所以美国不只是使用美国的资源，它还是世界最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怎么做的问题，我觉得有参考意义。
广州未来如何发展？无疑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改进的，尤其从系统层面，我们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成系统。
我想提出广州三大枢纽的建设：
第一大枢纽是高校人才枢纽。
第二大枢纽是科创枢纽；
第三大枢纽是金融服务枢纽。
为什么提这三大枢纽呢？现在经济圈总在讨论老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了，甚至要熄火了，拉不动经济了。如何来重新赋能老的“三驾马车”呢？
我们提出新的“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基础科研，第二是应用技术转化，第三是金融服务。这也是我们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经济体250多年来经济发展进程缺一不可的。
首先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主要是大学，主要是人才，当然还有研究所、研究室，这些都非常重要。波士顿、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些都是国际教育跟人才的枢纽。例如，纽约、旧金山外国人口是40%，硅谷更高，外国人口占60%。
我们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了一下，美国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办的。所以我们说的“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而是世界上所有聪明人在美国的制造，这里面很多独角兽企业还有很多中国人。
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基础科研。我们老说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基础科研投入不足，其实并非如此，基础科研不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兴趣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我们要给这些科学共同体一个体面的生活，让他们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
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很穷的，只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好起来。我以前见到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哪有什么好的生活呢？在中国人看来就了不起，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获了个奖嘛，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给他们体面的生活。
这些搞基础科研的人不想发财的，也没有发财的观念。很多科学人才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说他们反政府，只是说政府不要来干预我们太多，不要老是考核我们，让我们每年都要发表文章。我们现在早就是论文大国了，但这些论文的含金量有多高呢？我看很多都是非常低的。
当然，广州还是非常有潜力的，我们许多高水平的高校在做基础科研，尤其是我们可以将香港的资源整合起来，香港的科研是非常系统化的。现在我们提倡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的大学只有七八间，但是五间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是前100名，有三间大学是前50名，这是了不起的。
应用技术转化非常重要。应用技术转化是要花很多钱的，钱要更多地投到应用技术。像5G的基础科研不是任正非先生搞的，但是他把5G转化成应用花了多少钱呢？所以应用技术的转化才是资本密集型的。
这一块如何来做呢？这就凸显了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在西方的背景下，政府不能做那么大风险的事情，因为它是纳税人的钱。传统的银行也不能拿着存款人的钱去做那么大风险的事情。主要的还是二战以后他们发明的风投。风投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服务，它可以把民间闲置的、可以承担风险的资金结合起来搞科创。西方的科创是钱砸出来的。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但是我们对什么叫金融还没有讲清楚，也没人讲清楚。如何成为“金融强国”呢？我们出台的都是金融监管、金融控制的法规，那么金融如何发展呢？
我们的行业现在有风投吗？风投至少是8到15年，甚至更长。新加坡的淡马锡为什么能做好？我1997年到新加坡开始工作，到现在为止，掌控淡马锡的老板只有一个。能掌控20年、30年的话，就可以做到长期主义。我们民间的这些私募基金，广州和深圳的产投、创投都是做短期的，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还没有风投，整个系统也还没有起来，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潜能的。
金融方面我们可以利用香港的优势，让香港跟大湾区整合起来，发挥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提升国际竞争力，系统化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系统化呢？我们的政府、企业太个体化。政府之间、企业之间都是一个个的“土豆”，互不关联。所以，土豆看起来很多，加起来量很大，但互相不融通，规则标准就做不了。
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使得这些生产要素系统化。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走向高质量发展，也是提高科创能力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