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城市问题
“‘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这一选题是极富战略意义、现实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协同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其中，降碳是关键，是核心，是引领，是纲。
只有降碳才可以减污，尽管减污扩绿也可以降碳，但在许多情况下其并不一定降碳，反而还会增碳。例如，燃煤电厂的脱硫除尘工艺，减少了常规污染物的排放，甚至可以达到如同天然气那样的超低排放标准。但是，运行这些降污设施要消耗更多的煤炭，必然导致排放更多的碳。又如，在干旱地区种草种树需要浇水维护，不仅是高成本，而且是高耗能。如果采用化石能源，实际上不仅增绿程度有限，而且形成的碳汇很可能远不及其耗费的化石能源所排放的碳。而降碳必然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的风能、光能、水能无论是产能还是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零碳能源的终端消费在全球市场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例如，在全球十家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中，中国就拥有六家，仅“宁德时代”一家企业就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全球纯电动公交汽车的98.4%都是中国生产的。这就是降碳带来的就业，这就是降碳带来的增长，而且可以实现减污扩绿。
且不说燃油交通引发的石油安全困境，仅是不可控且持续攀升的高油价，就让中产阶层难以坦然面对。而月可支配收入只有千元人民币的中低收入人群，按每月行驶1000公里消耗80升汽油、每升汽油价格为7元计算，即油费高达560元/月。显然，对于这一群体，即使买得起车，也用不起车。而纯电动汽车，每百公里只需12度电。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至0.1元/千瓦时，即使按0.3元计算，也只需百公里3.6元的行驶成本。因此，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对燃油汽车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但如果是纯电动汽车，按每千人500辆计，则是3亿辆的市场，几乎等同于美国市场的规模。由此推断，中国市场还需在此基础上扩容一倍，由此带来的就业、福祉、增长，动能非常强劲。所以减碳、降碳并不是刚性约束，而是发展的一个动能，是动力源泉所在。
当然，现在对降碳还有很多认知误区，例如，关于“双碳”概念的界定还比较模糊，对于“碳达峰”的认识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导。碳达峰是一个高位平台期多峰突起的波动下降的过程。如果机械地理解碳达峰就是单一峰值的话，将来面对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双重波动时，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将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要机械地理解碳达峰，它是一个多峰突起、波动下降的过程，而非达峰后碳排放就不可以增加了。碳达峰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下降过程，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开始搞所谓的“攀高峰”活动，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结果。许多城市制定碳达峰规划，绝对不需要标定某一年的具体值是单一峰值，而应是5年或至少是3年碳排放的平均值。
诚然，目前还存在其他的认知误区。例如，有学者强调，一定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并提出天然气替代煤炭要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我在此要质疑这种观点。首先，根据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2060年，我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80%以上。假如我国在2040年实现碳达峰，而天然气这种化石能源占比却超过了20%,那么，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就无法实现。其次，化石能源的特点在于点状分布，资本要素投入高度密集，而且使用寿命一般在30年以上。如果2040年实现碳达峰，加上化石能源30年的使用寿命，经济运行期到2070年，不仅因高碳锁定难以如期实现碳中和，而且零碳能源的成本竞争优势也会在市场上挤出化石能源，而使得化石能源的高额资本投入闲置、浪费，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风险。
因此，对于“双碳”目标一定要有准确的战略认知和战略定力。在能源安全视角下，化石能源占主体地位的能源电力部门，乃至于政府权力部门，特别强调化石能源在能源安全保供方面的“压舱石”作用。但是，这种“压舱石”理论的应用需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以确保“双碳”这艘船行稳致远。压舱石多了，船可以行稳，但是若堆积过多，可能会导致船行不动，甚至引致侧翻；投入的石头棱角太过尖锐，也可能会刺破船体，这些情况都会使得船无法致远。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实现从高碳的化石能源向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变轨发展，这才是长远的、根本意义上的、战略层面的能源安全所在。
中国缺煤、缺油、少气的实际情况是能源安全的真正短板所在，根源所在。一味地依靠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未来发展之路将难以维持。2021年，我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只有220辆，而美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780辆，欧洲和日本为550辆。即使我们当前如此低的汽车拥有量，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经超过70%。如果我们达到欧洲和日本的汽车数量，面对庞大的石油需求，即使我们有钱买，其他国家的石油会卖给我们吗?而“无限风光”的零碳电力则不同，有谁可以一手遮天，不让太阳辐射照进、不让风吹过、不让雨水降入中国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空间和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显然，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中国的能源安全必然得到根本保障。
我们讲城市“双碳”,也需要考虑未来城市发展的态势。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总体趋于饱和的状态，不仅是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饱和高位，而且也表现在人口数量的近零增长。2022年，全球人口规模达到80亿，本世纪末可能达到100亿左右。全球未来城市化率的增加和新增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然列在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将朝向四个方面：第一，规模扩张型城市化。2021年城镇化率为64%,未来至少还有15%—20%的扩张空间。这一部分的扩张不是新增人口，而是当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第二，饱和型的城市化更新。如今的北京、上海不可能再扩张了，多数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四线城市，在已经建成的城区也不会再有人口数量的增加，但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城市更新。第三，规模缩减性的收缩型城市化。不仅人口不会增加，反而已经或趋于下降，使得现有的建成区规模和服务都表现出衰减态势。这一发展趋势已在东北和西部的一些城市初见端倪。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化可能出现加速和扩大的态势。第四，乡村就地城市化。中国不可能象新加坡一样实现百分之百的城市化，必须还要保留广大的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就地城市化，使乡村也享有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城市公共服务条件。
此外，对于规模扩张、城市更新显然需要以碳中和为导向。例如，城市交通需要考虑充电桩而不是扩建加油站，北方不必要建化石能源供暖管网，避免高碳锁定。对于规模缩减的城市，要优先考虑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根据城市未来状况谋划净零碳策略。而就地城镇化的乡村，则要发挥自身的空间优势，利用屋顶光伏、乡野风能、生物质能，率先实现碳中和，而且还要为大中型城市提供零碳能源支撑，协同迈向碳中和。
中国的城市研究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现代化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还要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世界可复制的范例。因而，中国式的城市现代化，必然也必须具有普世意义。中国城市研究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还要对全球城市化进程做出相应的引领、贡献。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能够为世界做出一份可复制的方案，这便是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努力和贡献。
在全球人类发展的进程当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已被纳入人类发展的国际议程，成为各个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中国的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城市也有责任和担当，这就需要学者们顺应世界潮流，把研究做得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