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城读
近日，美国城市事务协会宣布2022年度城市研究最佳书籍颁给英国雷丁大学的蒂莫西·狄克逊(Timothy J. Dixon)与伦敦学院大学马克·图德-琼斯(Mark Tewdwr-Jones)合著的《城市未来：为城市远见和城市愿景而规划》一书。
美国城市规划师布里顿·哈里斯认为，规划一般涉及三种思维：政策、设计与分析。从本质上讲，我们要实现什么，或者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如何规划设计来实现这些目标或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能否将其根植于良好的分析之上？哈里斯指出，规划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你很少在规划中同时发现这三种思维。相对于政策、解决问题以及分析而言，“设计”思维被忽视了。本书完美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将这三种思维带到规划当中。“远见”根植于对问题和目标的阐述，即政策；而“愿景”是对城市未来的“设计”。本书严谨地把愿景设计建立在城市科学的基础之上，即分析。
本书从当前的气候危机和新冠疫情出发，呼吁重新想象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并强调城市空间的中心地位。城市愿景代表了人们对城市未来理想的共同期望。本书在艺术、文化、科学、远见和城市理论的广泛背景之下探讨城市愿景的历史和演变。本书批判性地回顾了世界各地城市愿景的范例，对比其发展，并论述规划城市愿景的益处和挑战之所在。本书提出用客观性和战略性的方式，让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思考城市的未来极为重要。这一点对于我们超越新冠疫情危机去思考城市可持续发展未来的愿景至关重要。
纵观历史，在持续的不确定时期，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其他许多人都试图对未来做出想象。有人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未来是不可知和不可预测的，而有人则认为，通过控制我们的命运，通过“发明”未来，我们也可以在创造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当我们站在给我们带来最大挑战的未来的风口浪尖上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人类的未来而后在。然而，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生活在人类世和“城市时代”，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健康影响、政治动荡和社会经济动荡给人类和自然界带来了潜在的创伤性危险，甚至很难看清这些力量带来的短期综合影响，更不用说中期（10-20年）和长期（20年以上）影响。
想象我们的城市在长期我们应该和可以如何生活、工作和娱乐；城市将如何运作；需要什么基础设施；以及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来帮助塑造城市并确保其韧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制定基于参与式城市远见方法（或思考城市未来的科学）的城市愿景；而且，我们需要借鉴“转型理论”，该理论强调城市愿景对于管理和规划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智慧未来的过程至关重要。因此，本书主要基于作者在英国的案例研究（特别是雷丁和纽卡斯尔），但也借鉴了城市远见和城市愿景的国际案例。
我们如何规划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未来？
随着世界各地的城市计划着如何从新冠疫情危机中恢复过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中短期的思考，重新去规划和想象2040年甚至更长人们希望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
尽管目前有许多流行的文章预测由于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城市即将衰落甚至消亡，但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许多城市拥有构成韧性的各种因素，因此城市可以从全球大流行病中复苏，重新焕发活力。
正如城市构成当今许多人生活的基础一样，城市在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今天世界约有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到60%，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至少有50万人口的城市，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0%。毕竟城市是创造财富、就业和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城市结合了集聚和工业化的力量。例如，全球8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城市产生的。城市依然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全球65%的GDP增长来自全球600个城市，尽管这600个城市只占世界人口的20%。
虽然新冠疫情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影响着人民的健康、福祉和生活，但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规模经济、面对面的交流与城市持续“吸引力”将帮助城市在后疫情时代继续繁荣。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速了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趋势：例如，在许多城市，随着“距离消亡”的兴起，居家办公和网上购物的发展将对城市中心空间的使用和构成产生影响；在某些城市，既有的收入和种族不平等将持续扩大。
这意味着部分城市需要重新思考市中心的功能，综合零售、酒店、住宅、教育等一系列设施的多功能用途，并在市中心和郊区提供更灵活的办公空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欲吸引人们回到城镇，需要聚焦“娱乐化消费(shoppertainment)”和“文化吸引”，从而使城市中心内在的经济“生态系统”得以更新和再生，这需要创新思维，例如，采用绿色交通系统改善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避免回到疫情之前“一切照旧”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21个新兴市场的城市在其复苏计划中优先考虑气候智慧型增长，他们可以获得高达7万亿美元的投资，并在2030年前创造1.44亿个新的就业机会。
因此，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我们的城市仍然有一个“未来”，于是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长期未来，我们应如何规划和塑造它。思考城市的未来并不新鲜。几千年来，愿景思维一直是人类文化、宗教和政治的一部分。愿景是思考未来的基础，通常与优先的或理想的未来以及共同的变革和转型意识有关。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作品和16世纪托马斯·莫尔以城市为基础的《乌托邦》可谓人文主义愿景思维的早期例子。这种“未来主义”的意识也可见于帕特里克·格迪斯和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著作之中，他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规划师，他们都提出了理想的城市愿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类设想未来的能力和能够想象替代性未来的能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与启蒙时代直接相关。建立在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等作家作品基础上的“乌托邦”思想，在这一时期被转化为“乌托邦时代(euchronia)”（一个社会、技术和生态和谐的完美时代）。城市往往是此后出现的许多乌托邦和乌托邦时代文学、电影和相关艺术的核心。正如克拉克所说：“至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虚构的城市一直是所有想象社会的基准”。由此产生的“城市想象”建立在乌托邦（“好”）和反乌托邦（“坏”）的未来之上。反过来，这些作品也有助于塑造和影响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性质。
在此基础上，“城市未来”的概念可用于发展为具体城市共同创造的城市愿景。“城市未来”这一术语意味着想象城市和城市区域在长期会是什么样子，城市将如何运作，由什么基础设施和治理系统来支撑和协调城市，以及城市如何为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公民社会、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学术界和其他）所最好地塑造和影响。城市未来思考的核心是“城市远见(city foresight)”的概念。这是一门“思考城市未来的科学”，包括一系列基于未来的方法和工具，以帮助建立和发展城市愿景：例如，“反向预测(backcasting)”从定义一个理想的未来开始，然后反向确定政策、项目以及连接现在和特定未来的路径。
城市未来思维要求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以高度参与的方式共同创造城市愿景。这意味着四个主要群体（公民社会、地方政府、商业和学术界）需要合作，以建立和发展城市愿景。作为“城市未来”思想的一部分，发展城市愿景是创建“城市愿景”的正式过程，或者说是寻找某个特定城市或城市区域的共同理想的发展路径。
愿景为我们提供了看到未来关键问题和挑战的手段，帮助我们消除自满情绪，并认识到事情可以有所不同。“愿景为行动者提供了可以分享的关于未来的观点：明确的方向感、能量的调动和参与感”。这对城市的转型变化以及我们如何管理和规划未来的变化非常重要。愿景需要对未来的共同看法，并依靠参与式方法产生。
城市愿景不是总体规划，严格来说，城市愿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规划，尽管城市愿景可以关联和支持城市规划活动。相反，城市愿景应该帮助决策者和社区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包括与公平或增长有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城市愿景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对权力、排斥、福祉和行动合法性等最棘手问题的研究。
城市愿景也不是为市长创造一个现代先进、功能齐全的单一蓝图或战略；单个远见者为城市创造总体规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一个城市的构成、地方资产和特色都与其他城市不同。这也是城市最初吸引我们的地方。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塑造未来，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去创造一个共同的、民主化的和包容性的城市愿景。
规划并不仅仅是为了尽快实现发展。规划关注城市变迁对人和地方的影响，例如研究洪水对土地的影响，提出避免在某些区位开发建设的建议，研究糟糕的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城市中缺乏绿色空间对居民福祉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等。
规划并非一成不变，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新冠疫情的教训之一，在局部地方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为了拥抱城市未来，我们需要将城市规划视为一系列要素组成，甚至是一个工具包，根据具体地方的需求从中提取和使用技术。
所有这些特征似乎与部分国家的城市规划具有天壤之别；看上去近乎幻想，甚至是乌托邦的。然而，这正是城市规划一直以来试图解决的问题：充分利用关于可能的长期未来的公开对话的力量，哪怕这些方式在现在看来令人震惊。
与当前的城市规划相比，向主动和进步的城市规划形态的思维转换，是为了梦想可能的艺术，不受机构和专业僵化的束缚，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依靠城市规划设备与方法，塑造21世纪拥抱多元主义和城市宜居性的目标。通过深入研究全球最成功和最值得学习的城市发现，这种可能的艺术已经在发生。
来源：Dixon T J, Tewdwr-Jones M. Urban futures: planning for city foresight and city visions[M]//Urban Futures. Policy Press, 2021: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