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8日 来源：《商业时报》
人们普遍认为，征收财富税，如恢复遗产税和引入资本利得税等与投资相关的税收，将削弱新加坡作为财富管理公司的竞争力。《商业时报》联系的咨询师和银行认为，如果引入各种形式的财富税，其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高净值人群中，而不是超级富豪和家族理财机构中。根据普华永道(pwc)编制的全球税率数据库，对净财富或净值直接征税的做法相对不常见。在150多个国家中，大约有12个国家征收某种形式的财富税，包括西班牙和瑞士。然而，随着全球各国政府面临寻找收入来源以填补随着疫情蔓延而加剧的赤字的压力，财富税的想法正日益受到考虑。
在英国电信(BT)汇编的10个被公认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司法管辖区中，新加坡是在税收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税收数据取自普华永道的数据，不包括房产相关的税收。这10个国家是2018年德勤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在德勤的总体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排在瑞士之后，位居第二，其次是香港。英国排名第四，美国排名第六。有趣的是，德勤的报告称，重要性下降幅度最大的因素是税收和监管。在税收方面，税收条约被认为比财富管理中心本身的税收对客户更重要。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Heng Swee Keat在最近的预算辩论中表示，新加坡在提高商品和服务税(GST)并实施新税为增加的社会支出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仍有机会重新审视财富税。
消息人士称，税收竞争力并不是推动资本流向某些司法管辖区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充满活力和开放的资本市场、资本流动的便利、政治稳定和强大的法律体系，以及生活质量。例如，尽管实行高税收制度，但美国和英国仍是全球财富管理的支柱，它们各自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分别为37% 和45% 。在凯捷集团的《2020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北美在2019年全球74万亿美元财富馅饼中所占的份额约为29% 。2019年，得益于强劲的股市，北美财富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亚太地区。星展银行私人银行财富计划、家庭办公室和保险解决方案区域主管李云绍表示: “对于美国和伦敦来说，它们资本和外汇/商品市场的深度，以及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私募股权交易撮合者，是它们继续吸引投资者的一些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尽管它们的税制不同。”
新加坡银行(Bank of Singapore)全球投资者和家族理财室主管林丽丽(Lim Li Li)说，财富税可能会对希望在新加坡设立家族理财室的投资者产生影响，因为它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复杂性。“财富税的影响将取决于它在哪里征收。与个人收入相比，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可以被认为是负面的。话虽如此，家族理财室选址的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成本。普华永道新加坡税务主管克里斯•吴(Chris Woo)表示，财富税的概念“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解决效率、公平和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可能与谁应该缴纳财富税有关;哪些资产应该在这一范围之内;什么是估价基础;征收现金税的时机是什么?等。它是复杂的，影响可以是深远的。将这一数据与其他有类似税收的国家进行比较是值得的。吴斌补充称:“最终，最可持续的增加税收的方式是发展经济，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三赢’局面——企业收入增加，个人工资提高，从而增加税收。”
新加坡在2008年废除了遗产税。Withers khattarwong 合伙人(私人客户和税务团队)马赫什库马尔表示，任何撤销各种个人免税或恢复遗产税的举动，都会损害新加坡作为财富中心的吸引力。“富裕家庭在选择其它居住方式以居住和管理其全球资产时，往往会考虑一个国家在税收和监管方面的竞争力和确定性。“对新加坡来说，继续吸引富裕家庭、企业家、创新者和思想领袖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为整个生态系统增加了相当大的价值。毕马威合伙人兼税务主管 ajay kumar sanganeria 说，在取消遗产税之前，遗产税的征收规模不大，每年约为7000万至7500万新元。“重新引入遗产税，将阻止富有的海外个人将资产带入新加坡... ..。
“一般新加坡人可能也会把遗产税看作是对那些努力工作、为自己的收入纳税、通过多年努力积累财富的个人征收的额外一层税。安永(EY)亚太家族企业负责人张志贤(Desmond Teo)表示，重新征收遗产税可能发出复杂的信号。“(遗产税)对中、中上收入群体的影响比超级高净值人士大得多。”他补充称:“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经济是无国界的，资本、资产和人才是流动的，可以像流入一样容易流出。凯捷(Capgemini)董事总经理(亚洲金融服务)拉维•马吉嘉(Ravi Makhija)表示，新加坡拥有约13万名高净值人士，总金融财富达6548亿美元，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高净值人士人数增加了4.5%。“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预计，即使实施任何形式的财富税措施，新加坡仍应继续加强其作为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因为它拥有强劲、强劲的市场，具有相对的地缘政治稳定性和战略位置。”